当然，概括和具体本身很难有十分明确的界分，在本文中，所有未具体到个别制度的授权均被认为是概括授权。
至于洛克开创的以应当不为本义的权利观，指向保护主体本有利益（本益禁侵）。公意自由权利观抛弃了霍布斯、洛克的个体本能自由权利观的以一个一个原子式的单个人为人类文明社会之前的社会状态的设想，从一开始就将权利置于人与人的相互关联中的社会状态加以考察，使权利这一概念在人际交往关系中被认识成为可能。
所以，奥卡姆的证明是有严重逻辑问题的：（1）用人之本体性的本能、能力，去取代观念性的正义正当。最后，权利应当能产生对非权利主体的义务约束，而本能自由不能对任何人形成义务约束。这个假定不符合霍布斯、洛克对自然状态的假设。他明确反对当时通行的把jus和lex混用、right和law混同的做法，提出应当对它们加以区分。这种权利（应当不）并不指向主体的自我行为，而是指向他方（其他个人、或社会、或国家）的行为：是对他方行为的禁止。
国家的理念（国家理想形式）包含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康德指出，自然状态中即使存在着个人对物占有的事实，即使个人有对该物占有的意志要求，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因为自然状态中没有表现公共意志的法律。具体来说，第二层意义回答的是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从哪里来的问题，聚焦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证立根据，可称之为规范根据意义上的直接效力或间接效力。
[40] Vgl. Konrad Hesse, Verfassung und Verfassungsrecht, in: Ernst Benda u.a. (Hrsg.), HdBVerfR, 2. Aufl. 1994,§1 Rn.10.[41] Ernst-Wolfgang B?ckenf?rde (Fn. 23), S. 11; Vgl. Robert Alexy (Fn. 15), S. 490.[42] Vgl. Uwe Volkmann, Der Aufstieg der Verfassung. Beobachtungen zum grundlegenden Wandel des Verfassungsbegriffs, in: Thomas Vesting / Stefan Korioth (Hrsg.), Der Eigenwert des Verfassungsrechts, 2011, S. 31.[43] 参见李海平：《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范式转型》，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2期，第28-30页。[85] 前注?，康拉德·黑塞书，第19页。将主观权利与客观价值并列会让人误以为后者无相应主观权利。[7] 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6期，第97页。
国家法实证主义奉文义解释与概念分析为圭臬，拒斥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及其他人文社科知识。[87] 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宪法性法律与一般性法律——宪法诉讼与专业法院诉讼》，杨贺译，载《中德法学论坛》（第17辑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14-215页。
例如福尔克曼强调，基本权利作为……价值秩序是所有新的基本权利功能的共同根本理念。但是，影响他人基本权利的私人本身也是自始享有自由而地位平等的法权主体，不可能要求其行为始终有正当目的，换言之，其行为的正当目的就在行为自由与意志自由的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宪法原则使我们能更名正言顺地强调自由的全面性、实际性与群己平衡性，主张基本权利价值的社会维度，主张宪法不只是公法，而中国传统的中道思想又使我们更有底气以之诠释我们的权利观。这里说的宪法理论，特指那些在宪法教义学之上或之后的对宪法的根本理解。
在不涉及法律合宪性，只在私法解释中考虑基本权利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甚至不作比例原则全套审查，而是只运用狭义的比例原则，进行具体法益衡量。必要性原则也无法一般性地契合于私人间关系。中道权利观在全面、实际、群己平衡的意义上理解平等的自由，[52]与马克思所说的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53]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所重视的个人自由发展与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有机联系相一致。[66]目的正当性的要求无法普遍适用于私人间关系。
其次，应该注意概念名称的多样性。显然，在一般讨论中，包括直接效力说与间接效力说，皆未认识到并试图厘清这种歧义或多义。
但此一方式难以摆脱对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一项根本性质疑，即该效力会导致把对国家的正当化或审查标准运用于私人，[60]从而危害个人自由。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与对国家的效力在操作框架上的不同可以说明，基本权利公、私法双重性质的论题并非不可化解的悖论：基本权利针对国家时是公法规范，但在私人间发生作用时是私法规范。
衡量的结果不是只有课予义务与不课予义务两种选择，而是像光谱一样，义务从无到弱再到强，存在多种可能性。此一证成过程是对基本权利的目的解释。[58] 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载《法学》2006年第3期，第17页。换言之，如果私法自治不是最终判断标准，如果宪法不只是公法，则指责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以公法介入私法、妨害私法自治的批评都会落空。[62] 张翔认为宪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私法的性质，但同时指出，这并不能动摇宪法根本上的公法地位。第一层意义涉及用，即应用。
阿列克西与博肯福德都敏锐地指出德国基本权利在间接第三人效力名义下具有的、普遍为人所忽略的直接效力意涵。若未认识到这种概念使用上的不同，客观价值的所谓再主观化[18]——即客观价值向主观权利的转化——便会成为难题，甚至招致自相矛盾逻辑断裂[19]等批评。
不应以私法自治作为评判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决定性标准，而是应在完整意义的自主理念的宏观视野中，寻求私法自治的定位，理解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价值。在后者，只有个人是基本权利主体，国家只是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
基本权利条款的有限性、抽象性、原则性决定了它们即使作为价值也不可能是无所不包，甚至可以取代一切下位法的‘超级法[83]。批评者常诉诸宪法只是公法从而不规范社会领域的法理。
更何况，这不是专门针对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批评：在对国家的防御权领域，只要接受以比例原则为审查标准，就要进行具体法益衡量，从而同样会有批评者（错误地）以为的法律安定性问题。（二）受制于权利义务倾斜配置思维的国家行为说与社会（公）权力说主张或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各种学说，不论是主流的间接效力说，还是国家行为说、社会（公）权力说等其他竞争性学说，往往都预设宪法只是公法。（一）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歧义或多义在讨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时，常遇到直接效力间接效力这组概念。前者则是公民之间平等的自由的对称性，不以将限制自由的干预尽可能一贯地减到最低限度为目标，而是应作为原则性决定在平衡平等的自由中发挥作用。
张淑芳：《私法渗入公法的必然与边界》，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第96-99页。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甚至认为，民事法院只要在法律解释中实质上考虑了基本权利，即使形式上未援用它，也合乎宪法要求。
[14]以客观一词而言，只有在宪法学及宪法学史的语境中理解，才不会望文生义，以为客观价值只是无相应主观权利的客观法。这是把对国家的严格正当化标准运用到私人上，恰恰是这些学说对其他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学说的核心批评。
全面是指重视但不片面强调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而是也重视防范、对抗来自社会的自由威胁，重视国家保护、促进自由的积极作用。[32]以上所述可总结为一种平衡各种相冲突合理诉求、包括协调个人与他人或个人与集体的中道[33]权利观或中道宪法[34]理念。
但近年来，扩张基本权利效力的趋势有所改变，出现了抑制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声音。法理基础的重构则针对各种有效力说与无效力说共享的主流范式，作出两项根本性修正，在证成上进行范式的根本转换。二、基本权利作为价值我国学者讨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根据时，常追随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诉诸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10]相关批评亦随之出现[11]。在此，应该使一个人的自由与其他人的自由相协调。
四、基本权利的公、私法双重属性（一）宪法作为横跨国家与社会的整个共同体的根本法除了私法自治，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的否定论者与许多肯定论者所共享的范式还包括预设宪法的公法属性。总之，在道德失去强制力的现代社会，要统合公法与私法，需要宪法，不能只依靠道德或超实证法。
然而，当代的法效力非实证主义通常限于主张极端不正义的法律不是法，[75]类似于列举极少数例外情况的负面清单。[22]即使是批评基本权利价值说的博肯福德也说：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内涵源于将之认定为客观原则性规范或价值决定。
总之，在评判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时，不应封闭在私法自治的概念界定与概念推演中，只是担心私法自治可能受到的限制，也不应像传统自由主义权利观那样片面聚焦于国家对私人自主的威胁，而是应从更完整而全面的自主理念出发，寻求每个人的自主各得其分以及自主的各个面向各得其所，追求平等的、全面的、实际的、群己平衡的自由，这才合乎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精神。七、结 语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涉及界定宪法适用范围的重要问题，确实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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